国民党第一支笔“总裁智囊”陈布雷都有那些癖好

青史记来源:看头条2014-10-11 20:31:47责编:管铸热评:

民国时期那些政要名人的癖好:麻将大烟外加赌博

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:烟和安眠药。

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。他打麻将,若输了牌,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,即每次出牌时,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,几次打出抓进,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。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、省主席,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。

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,以把玩古董为乐,终因此送了命。1938年9月30日上午,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“古董商”,携八件古物到唐宅“兜售”。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,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,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。此时,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。待仆人们赶到时,唐已倒在沙发上,奄奄一息,斧子还嵌在头上,刺客早没了踪影。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,终因失血过多,不治而亡。事后的调查结果是: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,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。

康有为是个宠物迷,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,他家还养过大龟、海豹、澳洲袋鼠、孔雀、猴子、麋鹿、驴子。

林森有收藏癖。1932年夏天,他上庐山避暑。某日,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,林森正把玩间,他的一个亲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,定睛一看,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,便向屋内喊了一声:“委员长来了。”林森却声色不动,依旧品赏古玩,直到蒋步入室内,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。

黄绍竑当上广西“二把手”(地位仅次于李宗仁)后,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,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。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,他答:“德公,我怎么能戒烟呢?生活太苦闷啦!”后来,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,娶了个可心的妻子,便当着李宗仁的面,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,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。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,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,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。

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,每喝必醉。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,终日泡在舞场。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(当时市面极其罕见),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。烟摊换不开零钱,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,回来对袁克度说:“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,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,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。”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:“这张钞票就给你吧,我不要了!”

上世纪20年代,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,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“聚吸”。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,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。那时邵力子刚创办《民国日报》,尚无新闻渠道,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,他并不吸烟,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。当年《民国日报》上的所谓“北京专电”,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。

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,李鸿章曾这样劝他:“汝如止队才,吃烟岂不可惜!此后当仰体吾意,想出法子革去。”但严复终其一生,并未“革去”这个嗜好,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,通常是一日三遍,而且抽得十分讲究,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,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。1919年,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:“以年老之人,鸦片不复吸食,筋肉酸楚,殆不可任,夜间百服药不能睡。嗟夫,可谓苦已!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,致有此患,若早知之,虽曰仙丹,吾不近也。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,鸦片切不可近。世间如有魔鬼,则此物是耳。若吾言之,可作一本书也。”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。

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,在清华任教时,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。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,别人进不去,偶开窗户,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。

梁启超说:“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,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。”

学者章川岛的乐趣是收藏钞票。号码依次排列或倒序排列或有规则的排列。赵景深受其影响,一度也收藏钞票,都是一百张一扎的新票,但一遇钱紧,又把它们花出去,因而始终不成气候。赵集藏纸片的爱好很杂,例如他一生未曾抽过半根烟,直至晚年还留有不少烟标;类似书信、结婚请柬、名片、贺年片、戏单乃至讣告等,他都收藏。

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。后军政合一,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,他都不干,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。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。抗战期间,物价飞涨,在一般人家日感“钱紧”的当口,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。无论是玩“牌九”、“梭哈”还是麻将,他们一概不赌现金,而是一次赌毕,结算之后,分别开出支票清账。

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,得其真传,真、草、隶、篆无所不通,无所不精,后大享书名。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,是不用桌子,把纸悬空,由人拉住两端,他在上面挥毫,竟然笔笔有力,而纸无损,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。他写小字也是如此,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,一手拿纸,一手执笔,凭空书写,并无歪斜走样之处,的确令人惊叹。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、出版物等,纷纷慕名请他题签。某次,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《民国艳史》请袁题写封面,袁一挥而就。小说出版后,作者送给他一本。袁一览之下,顿觉懊悔,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。袁自此谨慎行事,不敢轻易应酬了。

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。1925年的一次病后,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,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:“医生禁喝酒,那倒没有什么;禁劳作,但还只得做一点;禁吸烟,则苦极矣,我觉得如此,倒还不如生病。”11年后,鲁迅因肺病去世。

民国初期,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。范石生曾回忆说,他们横卧烟榻时,如部属来报告说“大元帅(孙中山)来了”,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。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,就从烟榻上坐起来。如果是蒋介石来,他们便继续抽烟,连坐起来也免了。

汤恩伯有三宝:香烟、汽车和马。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。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,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。汤向副官处长交代,要招待好孙连仲,但又特别叮嘱,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。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,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,到汤的住处,要抽自己的烟。1946年,荣德生被匪徒绑票,荣家花了30万赎票。不久毛森破获此案,荣送给汤一辆豪车,汤妻王竞白对人说:“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,非常漂亮,既有冷气装置,又有收音机。”

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、江苏省长。南京沦陷时,满街都是旧书,无人问津。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,收了不下百万册。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,不时把玩欣赏。抗战胜利时,他整理所有家藏,编了目,写了数百封遗书后,才仰药自尽。藏书家黄裳称陈群“在汉奸中,算是作风特殊的,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”。

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:烟和安眠药。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。抗战前期,重庆供应紧张,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。

曹聚仁生活中有一绝,他说:“即如我一生,没抽过烟,没喝过酒,也没打过牌。这是我的爱人所知道的;但,我能辨别烟叶质地的好坏,头叶二叶的高下,香烟配药的异同,我相信吸一辈子烟的朋友也未必有我一半的知识……我知道如何发酵,如何煮饭,如何配药,如何煮酒,酒的成色如何,连邓粪翁(邓散木)诗人与酒人,只能让我多嘴了。我从来不赌博,但我是研究或然律的人。”

上世纪20年代,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“轮盘赌”的瘾。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,再把妻子的首饰、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,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,从一元到百元不等。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,他在家睡上一两天,这赌瘾就算过去了。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,得了钱先还债,再去当铺赎回首饰、衣物等。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,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。

汤玉麟爱马成癖,在热河主席任上,一有空就往马厩钻,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,视此为一大享受。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。一些官迷见缝插针,先把王三把买通,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,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:“大帅啊!您贵人多忘事,不认识我了(实则真不认识),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,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,我还没饭吃呢。”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,就在一边帮腔说:“主席啊,可不是的,他是您的老部下,当一辈子兵了,还没饭吃呢。”汤便说:“妈的真不成器,怎么混成这个样儿!”又说:“叫秘书来,写封信,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。”

段祺瑞好围棋,也好麻将,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。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,三缺一,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。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:“打牌虽是游戏,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。陆打牌时,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。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,他则装在衣袋里,随时摸取。别人和了牌,他便欠倒一下,使别人不痛快。”

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,市政厅长为伍朝枢。伍嗜赌如命,尤好麻将,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“文酒之会”,每周一聚,实则为聚赌之会。每每狂赌一宿后,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。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,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,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,突发脑溢血而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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